『民不可自治，若民可自治，則廟堂何之？』鄭玄皺著眉頭，揮動著手臂，強調語氣，『廟堂治民，修路架橋，通渠開礦，皆需調度，豈可由民自處？若民以自治，必僅為耕織也！其郡猶能焉？其國可強乎？無廟堂之法，定無百姓之善也！』

    『黃老之說，以民自為，以期大治，此乃謬也！大謬也！』鄭玄非常嚴肅的說道，『民之自為，皆出於私也！奈何天下之大公，必損小私是也！如戰場之大勝，必有兵卒之傷亡，若以私論，民懼傷亡而不進，恐妻子之無養，如何可勝之？』

    『徭役，稅賦，征戰等等，何有百姓可為之？』鄭玄繼續說道，『上古之民一日所得，與今可比乎？何也？朝堂固有其弊，然不可因噎廢食！道法自然不假，然民自治則不可！』

    鄭玄說得很嚴肅，很認真。

    他不是憤怒，也不是狡辯，而是真的在和司馬徽在探討。

    因為他就是這麼認為。

    鄭玄在早期的學術思想當中，他認為是存在天神的，也認可天子一說。這一點在他還沒來長安之前對於《尚書》的註解之中可以見其一斑。而且鄭玄還認為五行當有五材，然後有日月五星什麼的，然後因為什麼政道不通則神怒，神怒則五材失其用，不得用則逆人心，人心逆則為禍亂

    很顯然，這是一個看起來好像是通順，但是並不合理的邏輯。

    對於這個邏輯的錯誤之處，後世裡面怕是小學生都能指出來，但是對於漢代的人來說，卻很有市場，因為這種天人感應的學說，已經用了三四百年了。想想看後世學閥才用多少年就已經是盤踞著學院頂級的位置，掌控著喉舌，勾結一氣排擠旁人，公然造假相互炒作，然後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時間漢代儒家子弟應該是什麼樣子？

    漢代的這種天人感應，原本只是宣揚君權神授，神化皇帝，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志，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、符瑞以示隆興，反之，若君主過失，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。由此進一步推論，所有人的生死、貴賤、貧富、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，所以應該恭順天命，服從封建統治。

    這其實就已經是有些走回頭路了。

    劉邦好不容易將權柄從血統『高貴』的舊貴族裡面搶過來，結果他孫子又搞了一個天人感應，然後一步步的又還了回去

    但是在鄭玄到了長安之後，他因為正經正解的爭論和辯解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之前的一些經文的注釋，開始從原始的天人感應理論當中擺脫出來，逐漸的從唯心走向唯物。

    鄭玄漸漸的開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，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，按照客觀規律行事，那麼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，並且不再特別強調那些什麼祥瑞之事。

    這樣的轉變，是因為鄭玄的政治立場的變化。

    鄭玄原先在政治立場上，是偏向於保守和正統的，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恆不變的，符合天意的，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，反對地方割據勢力，所以鄭玄當時非常厭惡袁紹，也不喜歡曹操。

    不過現在，鄭玄雖然同樣也反對地方割據勢力，但是他同樣也意識到，並非所有的地方割據勢力都是殘害百姓的，都是亂世的禍根

    尤其是斐潛在取得了關中穩定之後，並沒有大舉進攻山東，而是依舊對天子表示遵從，雖然鄭玄也明白這只是表面上的遵從，但也足夠讓鄭玄大感欣慰。

    因為鄭玄從根本上，還是認同漢室的，他認為作為人臣，至少必須具備三德之一，忠義勇，不可全無，若是全無那就根本不夠資格作為一個臣子。所以在鄭玄的整體事項理論當中，雖然現在被剔除了讖緯的部分，也不再強調神靈和祥瑞等事，但是在對待君臣關係，治理百姓等制度上，鄭玄依舊認為是要嚴守等級秩序，才可使政治穩定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

    而對於司馬徽來說，他認為斐潛現在做的就很好。

    司馬徽認可的政治制度和鄭玄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簡單來說，司馬徽認為朝堂距離地方太遠了，朝堂的責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員即可，但是不應該制定一些沒卵用的政策去捆綁各州郡的手腳。

    而且從某個角度上來說，漢代的朝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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